【合同糾紛、勞動爭議】推進商會調解工作 助力企業化解糾紛
——上海市工商聯商會調解案例二篇
近年來,上海市工商聯深入指導區工商聯、所屬商會建立和完善調解組織和調解員隊伍,扎實推進商會調解工作。截至2021年7月,全市工商聯系統共建立各類商會調解組織51個,其中人民調解組織37個,不斷提升調解工作覆蓋面。在推進商會調解工作中,市工商聯進一步完善與司法部門合作機制平臺,加強完善與法院的訴調對接流程和模塊設計,不斷鞏固和延伸工商聯調解組織與法庭合作開展民商事案件調解形成的程序和經驗。為充分發揮工商聯所屬商會組織優勢和人民調解基礎性作用,市工商聯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上海工商聯所屬商會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推動全市各區工商聯及所屬商會建立調委會、調解工作室或調解聯絡員制度,通過加強糾紛排摸、信息傳遞、數據統計以及調解案件組織,發揮調解職能作用,努力將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積極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一、調解物業服務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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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A物業公司系某小區物業管理單位,上海B房地產公司系某小區辦公房業主,雙方對物業服務合同條款存有分歧,雙方自2013年開始因物業管理費糾紛訴至法院,部分案件歷經一審、二審、申訴、抗訴、再審,至2017年市高院裁定,最終支持A物業公司主張,但經多年漫長訴訟后,B房地產公司仍不服,也未按法院裁定支付相關物業費,A物業公司無奈再次就B房地產公司拖欠物業費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B房地產公司承擔合同違約責任。因雙方矛盾隨時間推移逐漸加深,幾年間A物業公司與B房地產公司就物業費糾紛在法院積累了數十宗案件,由此形成訴累。
2020年,前期4起上訴案件進入中院二審后,B房地產公司和A物業公司均表達了調解意愿,依托上海市工商聯與法院合作機制,案件立即轉入先行調解程序。市工商聯調委會在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增強所屬商會法律服務能力建設的背景下,積極探索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和途徑,努力使案件雙方當事人回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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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解過程中,因A物業公司勝訴裁決在手,不愿做更多讓步,而B房產公司作為業主,強調物業管理差別及物業費收取缺乏依據,一度使案件調解陷入僵局,同時雙方另有38起相關案件也陸續上訴至中院,并被隨機分案至民庭速裁團隊。由于同案數量激增,調委會抓住調解契機,邀請立案庭法官和速裁團隊法官共同研商案情,并主動聯系AB雙方負責人,希望大家珍惜調解機會,換位思考,不要在累訴中影響企業正常經營秩序。調解員進一步加強與A物業公司溝通,希望其從B房地產公司所持物業管理實際情況以及雙方未來合作的可持續發展角度作出適當讓步。
最終,在市工商聯調委會、立案庭法官、速裁團隊法官共同努力下,AB公司雙方當事人最后面對面坐到調解桌前,誠懇地就最終解決問題達成和解協議。雙方確定涉案B公司辦公用房的物業費按原標準的77%收取,A物業公司也不再主張違約金,40余宗上訴案件參照此標準簽署調解協議,至此,困擾雙方多年的物業管理糾紛得以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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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作為上訴案件,調解難度非常大。市工商聯調委會準確把握形勢和案情契機,成功調解結案,一是充分發揮了調解一攬子化解全部糾紛的優勢,為法院大大緩解辦案壓力;二是堅持依法調解,注重釋法解疑,引導當事人理性解決紛爭,在分清責任的前提下,引導當事人平等自愿地解決糾紛,真正貫徹了依法調解原則;三是通過積極有效的調解工作,有效化解當事人恩怨和對抗情緒,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二、調解勞務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5月,原告M某與被告W公司約定,M為W公司提供為期一年的財務顧問服務,并約定了總服務費。后因合同履行產生分歧,原告M向W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交接工作,然而W公司未予直接回復,卻以原告履行合同不符合要求為由,向M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書,此后雙方一直未就解除合同及后續工作交接達成合意。2020年9月,原告M將W公司訴至法院,要求支付服務費及違約金。
(二)調解過程與結果
案件受理后,法院立即委托上海市黃浦區工商聯調委會開展訴前調解。調解員首先歸納出案件爭議焦點:1、雙方對服務費支付方式約定不明,一次性支付還是分期支付存有爭議;2、雙方對履行合同義務的標準約定不明,W公司認為原告M履行合同不符合要求,沒有及時盡職地去稅務機關辦理完稅事務,而原告M認為,合同并未約定每月去幾次稅務部門以及辦理到什么程度,取得什么效果;3、合同正式解除的認定存有爭議。4、雙方對服務費支付以及辦理相關資料移交手續的順序存有爭議。原告M堅持要先拿到服務費后再予移交,而W公司擔心在支付服務費后,原告M不認真全面移交所有財務資料存在風險,故堅持移交完畢再付費。
在調解過程中,調委會本著“心中有情,口中有理,手上有法”的理念,在爭議焦點得到雙方認可后,從面對面的傾聽、提問、歸納轉入背靠背做調解引導工作。針對爭議要點,調解員向雙方闡明法律關系:1、合同中并無一次性支付的約定。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原告M若不能提供被告口頭承諾的錄音或其他證據,被告W公司按交易習慣按月支付并不違約;2、因合同中并無履行合同義務的具體條款,事后也未簽訂補充協議,W公司以原告M未去國稅局報稅(未提供證據)為由解除合同,依據不充分;3、雙方既未就解除合同及后續工作交接協商一致,也未在合同中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故并未產生合法解除合同的效力;4、為消除雙方各自內心的顧慮,調解員提出讓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讓被告W公司列出移交清單,由原告M按清單備齊擬移交的賬冊等物品,約定雙方到調委會,在調解員見證下,現場辦理移交和付款手續。
雙方當事人對調解方案表示認可,在調委會工作現場辦理了移交手續,爭議雙方握手言和,并即時支付了經協商認可的勞務費用,原告M當場提交了案件撤訴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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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合同約定不明而引發的糾紛,通過發揮調解的第三方作用,使雙方得以簡易、快速地解決矛盾。自2021年1月《民法典》正式實施起,民營企業負責人應牢固樹立依法治企和依法維權的理念,加強法律法規培訓,對企業簽訂各類合同要加強合規管理,提高防范法律風險的能力和水平。
(上海市工商聯民商事人民調解委員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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