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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治理創新工程首席專家　馬慶鈺

　　我先說說社會組織，它有幾個基本的特征：第一個是非營利性。第二是民間性。第三是自主性或者是自治性。第四是志愿性。第五是正規性。

　　今天我主要是講三點：一個是講一下社會治理的邏輯與政社關系的調整。第二是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的意蘊內涵。第三我講一下制度環境的建設對我們社會組織活力激發的作用。

　　首先我們看一下十九屆四中全會和社會治理直接相關的內容。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第一個方面：社會治理的內在邏輯是什么？我總結這么幾點。首先是地位，它是我們國家治理的組成部分。就是我們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建設當中的組成部分，國家治理毫無疑問它是包括五大方面：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社會。社會治理毫無疑問它是五分天下有其一這樣一個地位。第二是目標。就是社會治理共同體，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這就是我們未來要打造的樣子，它就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也可以從小到大設想，以我們的家庭和個人為圓心，一圈一圈往外擴，核心是我們的家庭，家庭是我們最基本生活的一個責任承擔者。這個責任承擔者周圍慢慢形成了更大的空間，我們自己做不了以后就變成相應的空間當中的一個事物了。比如說小區有小區的空間，小區撐不住變成社區，社區擔不住又變成了咱們接到或者是鄉鎮的，依此類推。第三是路徑。就是共建共治共享，這是十九大提出來的。“三個共”最核心的還是共治。第四是方法。多元協同多管齊下。十六屆六中全會是提的四元，就是黨委領導政府社會共同參與，到十九大變成五元再加法治保障，到現在變七元加上了民主協商和科技支撐。歸納起來這個內在的邏輯，核心是處理好一元與多元、集中與參與、全責與共責的關系。

　　社會治理的本質，參照一下社會管理，社會管理和社會治理有什么樣的不一樣呢，最重要的就是體現在這幾個特征上面：一個社會治理強調參與，社會管理這個相對較弱。還有一個是強調互動，是互相的一個過渡和一個互相的對話。然后強調協商，就是我們在一個共同體無論小的大的還是重的，這里面利益相關者大家有事來商量，叫協商。還有一個民主，這里面體現了一個，既然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大大小小的這樣一個生活空間當中的一個利益相關者，毫無疑問我應該是有權利來說話的，這是民主。所以這是它的主要特征。

　　社會治理說到底是一個資源配置的進步。過去資源配置的方式，是統治的，不管人們的感受。后來慢慢進入管理，就到了管理技術時代了，這個時代也是一個權利體系，它資源配置方式變了，出發點也變了。但是它仍然是以權利主體自身作為資源配置的一個主體，仍然沒有估計到我們這個共同體里面利益相關者的感受和他們的存在、他們的權利。到了社會治理的時候就不一樣了，它是一個進步，統治、管理、治理，一步一步走過來。

　　社會治理本質上是一個內涵的國家公權力和社會的民權或者是私權之間的一個互動關系的進步性的調整。剛才我們說的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這個互動關系，調整的經典的依據是什么呢？它就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原理論。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有反作用。從這個關系里面我們得到三種啟示：

　　第一，經濟基礎的完整反芻應該是經濟社會基礎，要跟馬克思添上兩個字社會，不僅是經濟基礎是經濟社會基礎。

　　第二，經濟社會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存在持續的對話關系和持續的博弈關系。這個博弈就是公共權利和社會權利之間的對話、互動和博弈。它有時候會是一個良性的對話、互動和博弈，有時候是一個惡性的對話、互動和博弈，良性會帶來我們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惡性的就會成為阻礙的力量。

　　第三，伴隨著生產力進步和社會環境的進步和變化，國家權利制度體系和理念形態都需要相應的調整，否則就成為阻礙的因素。這就是社會治理的本質

　　管理對象治理經過這么一個一個的環節：

　　2002年，第一次提出政府職能的新概括和轉變。政府要從以經濟建設為主向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并重轉變，實際上提出了關于社會的問題，社會的命題。

　　2006年，十六屆六次全會，圍繞和諧社會問題進行了討論，制定并增設文件。第一次提出來，健全黨委領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

　　2007，十七大專門闡述加快推進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完善社會管理促進公平正義。

　　2012年提出來改善民生和創新社會管理。2012年十八大，講社會管理。其中提到加快實現現代社會管理制度，而且提出來要強化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社會管理方面的職責，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命題，第一次提出了治理的問題，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然后提出創新社會治理而不是創新社會管理。明確提出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選擇依法自治，發揮作用。

　　2017年，十九大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然后是十九屆四中全會，剛才第一段話我已經說了，加強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公眾參與，社會協同，法治保障，科技支撐這樣一個新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我們人人有責，盡責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這就是我們從社會管理治理的這么一個歷程。

　　第二個方面：共建共治共享的內涵，第一點它是我們執政黨對公共治理理念及實踐的認同。第二是上層建筑相對于經濟社會技術的新適應。第三是頂層設計相對于社會轉型進步的新調整。第四是政府相對于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新回應。

　　第一點，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治理這個東西是1990年的時候是由世界銀行最先使用的。它使用這個概念之后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的認可。它是一個認同，因為我們應該認識到，或者是我們應該想象到。就是特別是頂層設計的這些群體，他們是完全了解這個治理的內涵的，我不相信他們是不懂的，認為治理和管理是一樣的，那就沒有必要變這個字，我認為他們是知道的。因此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認同問題。就是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們執政黨對于這個進步理念的認同。

　　第二它是上層建筑相對于經濟社會基礎的新適應。它要適應我們哪些變化呢，我們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當中，我們取得了哪些非常重要的成果，或者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什么？我個人認為這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我們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當中獲得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把資源配置這樣一個自主性給了每一個個體，每一個企業，民間主體你就有機會去進行各種各樣資源配置。使我們的財富得到一個極大積累，使我們財富永留，這是最重要的。還有一點重要的是它改變了我們每個人心理，塑造了我們社會文化土壤，這個心理和文化土壤是什么呢，就是每個人習慣的，我們的自主性。

　　第三是頂層設計相對于社會轉型進步的新調整。社會進程進步不是白說的，它是可以用數字衡量的。世界銀行2012年數據，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4086塊美元及其以上的時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進入了中上收入國家俱樂部的門檻。我國2012年的時候就達到這一水平了。2018年我們已經快到1萬塊了，雖然我們質量不是很高，擠掉水分，至少也得4086塊錢及其以上。這就是財富和經濟生活變化的一個基本依據，我們之所以今天我們生活和過去相比有這么大的變化，就是我們這樣一個財富的積累，生產力的發展，所以這樣就毫無疑問，這個社會就轉型了。所以頂層設計共建共治共享，也是對社會轉型進步的回應，也是一個調整。

　　第四個政府相對于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新回應。經濟發展，生活提高了，社會矛盾就變了。其次要改進社會服務，我說這些還不夠，一定要加上改進社會參與，因為這個時候是時候了，馬斯洛那個效應里面都有，那個效應是非常針對性的，這個時候大家吃的用的穿的這些都有很好的改變。 

　　這是政社關系的演變：

　　第一是重商主義政府模式16-18世紀中期。然后原教旨市場主義政府模式，然后到羅斯福凱恩斯主義政府模式，然后是撒切爾利和鄧小平新市場主義的1986年以后，然后到殖民主義的政府模式，這是1980年世界銀行治理的提出。

　　中央總結的厲害，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且對不平衡不充分里面有一個遞進，人民不僅不平衡不充分，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環境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而且民主是在第一位的，這個文件里面都講了，所以社會治理和民主是有關聯的。

　　關于共建共治共享是什么意思，共治第一是完善多元治理補齊結構短板，大家知道多元這“七元”里面是有短板的，第一是社會協同，第二是公眾參與，然后民主協商，還有一個法治保障。這四個是短板。最重要的社會協同，這些都是社會參與，我們社會力量怎么激活并且參與進去。

　　第二，要支持社會力量在供給側發力，供給側有一個供給側主體結構問題，供給側的主體里面社會結構是不能少的，要得到支持。

　　第三，要堅持基層民主與社區自治。

　　第四，共享就是共同享受治理的成果。

　　我們現在進入治理時代，我們應該走向大社會之治，這里面有三少三多。就是政府自己花錢要少，政府為社會花錢要多，政府親力親為要少，政府人員編制要少。政府社會承擔事情要多，社會自組織數量要多。

　　2020年的時候我們基本形成政社分開，依法自治的社會組織制度，是這個。

　　為此我們得到這么三點結論：一個是建立社會組織新時代作用的共識。這個共識目前還沒有形成，說起我們社會組織大家都躲躲閃閃的，不應該。首先我們社會組織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的角色，第二是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增長點。第三是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主體之一。第四是通往現代社會秩序的重要條件。現代社會秩序不是管控出來的，是自動自發主人翁的精神里面深發出來的。所以我說社會組織很重要，社會商會很重要，是我們每個普通人實現和增加個人價值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機制和平臺。我們手握大大小小權利的每一個官員都有實現個人價值的機會，小官有小機會，中官有中機會，大官有大機會，別忘了我們沒有機會的，用自己的資源和財務去建立這么一個為社會治理做出貢獻發揮作用的一個平臺行不行？。我們現在很多領導干部不認可這一點，我覺得這個是錯的。

　　第二是進一步開放社會資源配置，社會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同樣是資源，是資源就有配置的方式，是計劃配置還是分散讓大家都參與的市場配置，這結果是大不一樣的。

　　這個現狀說明什么，僅僅靠我們黨委政府和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是不夠的，需要我們社會力量。需要我們的商會，各類社會組織都要進入。

　　最后一點是要強化優化相應的制度供給。從這樣一個40年社會組織的發展，這樣一個曲線大家可以看出來，什么時間我們的制度環境好，社會組織就發展得好，什么時間我們政策杠桿不好的時候，社會組織發展就會出現波動。這里面大家可以看出來，前十年就是復蘇期是一個10年，直線上升，那個時候剛剛改革開放。第二個10年曲折期，紅色的曲線下去上來，鄧小平1992年一說又上去了，加入WTO上去了，出現其他問題又下來了。第三個階段穩定發展期，2.5萬增加到5萬個，一年2.5萬民營企業出來了。2013年之后，到2018年這年6年發展到81.7萬個，這說明社會環境和政策杠桿很重要。

　　總起來，看一看這樣一個邏輯，制度供給的邏輯，供給創造需求，市場配置資源，橫批是公共治理。上端是社會消費需求。中端是我們社會服務產品的生產者，由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群團組織和社會企業成為，然后還要加入社會組織商會，這樣就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整體來增加我們供給端的供給主體結構，使它變得完整，變成多元的供給側。

　　是不是有了這樣一個主體完整的社會供給側的供給主體完成了，我們就能滿足末端的社會消費需求呢？不一定，還需要加上黨和國家良好的制度供給。所以我們一定要呼吁要有良好法律規范和制度政策，這樣才行。我貢獻一個觀點，我大膽地說，不僅僅是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實際上良好的制度供給是第一的生產力。

　　我們還需要什么樣的制度供給呢？一定要形成對社會組織之于社會治理的價值有正確的判斷。完善對于公益慈善社會組織財稅支持政策。

　　最后一點是合理建設黨組織和所在社會組織的關系，就是社會組織黨建的問題。我們協會商會都應有黨建，黨建我們一定要搞，但社會組織黨建目標應是黨建和社會組織發展兩者之間的雙贏，它是雙贏而不是單贏。黨建進去是政治引領和支持保障的，支持和保障商會獨立自主的定位。引領政治方向，用我們路線方針政策法律法規來對它進行引領，但是我們不能影響它的獨立性，因為社會組織自主獨立性是社會組織內在特征之一，所以雙贏的理念一定要樹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