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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兼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原院長，博士生導師，

國家二級研究員，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級突貢專家　劉迎秋

　　我就“深化商會改革，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主題，結合學習貫徹落實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談三點體會： 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的必然要求。二、深化商會改革、完善商會功能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三、貫徹落實《決定》精神，充分發揮商會作用，推動民營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我先作一個發言，拋磚引玉，說的不對的地方請批評指正。

　　第一個方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的必然要求。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它要求科學的治理體系和通達有效的治理能力與之相匹配。我們如果要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不能沒有這樣一個完整的科學的治理體系與它相匹配。有了這個體系如果沒有能力，光說不做這個體系也是無用的。比如說去年11.1講話以后，各省都出臺了各種環境優化的政策，關于支持民營發展問題各種政策和意見。但是我們到今天為止很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仍然不足，很多企業經營過程中仍很困難。。

　　第二，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制度的好與壞、完善與缺陷，是同一事物的兩面。我們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會有一個變化，對于這個問題不能有任何形而上的主義。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利他主義者，勞動還是謀生的手段，這是馬克思說的。四中全會明確講基本經濟制度里面第二個特征是按勞分配，同時還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所以這里面有一個好與壞、完善與缺陷這么一個緩慢的變化過程。如果超越這個變化，就無法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得到體現。

　　第三，科學有效高水平的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及其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長遠健康建設與高質量成長和發展的必要前提。我國現代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道路還長，還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央提出加強這樣一個建設提到日程上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第二方面：深化商會改革、完善商會功能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商會、協會，還有工會、農村組織，各種社團，比如中國社科院的120個社團組織，都是非政府組織，即NGO。這是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得到現代化的必要組成。

　　因為商會和協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1903年清政府有一個商部，根據中國市場的發展探討過關于賞罰的問題。民間組織最早發生在廣東一帶，一個組織或者企業商人聯合起來，約定別人管不了我們來管，有問題我們懲罰。后來，民國的時候，就頒布了商會法。

　　新中國建立至今，我國一直未能頒布《商會法》。2009年12月6日曾有記者報道，說國務院法制辦正在起草《行業協會商會法》，但是后來沒有出來。全國工商聯也曾于2012年向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提交過盡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業協會商會法》的建議或者議案，但直到今天我國尚未頒布此法。這是什么問題，我自己思考，中央對于這個很慎重。也許還有別的考慮。不管怎么說這個協會商會法是要盡快頒布的。頒布比不頒布要要求好，不能摸著石頭過河，或者是模模糊糊過河。

　　2018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促進工商聯所屬商會改革和發展的實施意見》，這里面要求了工商聯系統的商會怎么辦。但工商聯之外的社會組織的怎么管？所以“盡快制定”這四個字很重要，我非常擁護這個議案，我希望早日制定科學的商會法和協會法來規范我們的商業行為，規范我們國內個人和企業法人這樣一個商人們的市場行為，讓我們國家有一個更加社會組織健康成長法治基礎。

　　為什么要商會立法，加強商會管理，我認為：

　　一是因為，商會是市場經濟領域商人、企業自律性組織，是不同于政府的“非政府組織”(NGO)，具有糾正政府失靈的功能。政府不是萬能的，在具有排它性的經濟活動領域，政府干預過多，就會導致“政府失靈”。比如，政府規定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搞平均主義，結果必然導致企業虧損。商會可以補充政府失靈的事。就是政府失靈的事要有非政府組織來做，為什么呢，市場做不行嗎，市場也有失靈的，凡是沒有排他性的商品供給和消費政府都會失靈。所以就會有一個既政府也失靈市場也失靈的非政府組織來做，所以商會就是做這個事的。

　　二是因為，商會作為市場經濟領域商人、企業自律性組織，這個組織具有補充政府功能缺位的功能。理論界多次提出來表態要用社會組織來做，學者來做，不要政府來做，留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商會可以干這件事情。

　　三是因為，商會作為市場經濟領域商人、企業自律性組織，對其會員單位包括個人和企業具有直接協調與組織功能，改革和完善商會，實際上就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如果作制度建設或者是公務員管理人員的建設上還存在漏洞，就會產生權力尋租了，將是非常低效率的管理方式，這是非現代化的，要改造它。對商會進行改革，完善商會的功能，強化商會的作用。

　　怎么強化商會的作用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一共15章，其中一章專門講了發揮社會組織作用，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的自律功能，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基礎。這個概括非常重要，非常符合國家治理、民間治理、社團治理一個以及國家、社會社團與個人內在的聯系方式。

　　第三個方面：貫徹四中全會《決定》，當前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加強：

　　第一，要自覺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堅持科學理論，首先是堅持黨的正確領導，這個《決定》這個詞沒有，但是它的內涵是我們黨從歷史的角度看是正確的，還有改正自己的錯誤能力。當年，在總結浙江經驗的時候，當時習近平在浙江當書記，我是專家組組長帶著60個專家去調研，總結浙江經驗，寫了140萬字6本書，總結浙江30個字：經濟民本多元，社會包容有序，文化自強創新，政府服務有為，黨建堅強有力。這30個字里面習近平改了兩個字，我原來是黨建保證有利，習近平給改成堅強有力，我說不行，保證有利是動名詞。后來習近平說還是要堅強，不堅強有不了力。后來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時候，社科院常務副院長說你把這三個字再問問能不能寫，我又打電話，第二天告訴我請示結果，這30個字很好，不要動了，就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不是正確的，當時全黨都認為是正確的，時間證明不正確，不正確就得放棄。

　　第二，要在探索和踐行商會所具有的統戰性、經濟性、民間性有機聯系與內在統一過程中，激活和提升商會特有的民主性、自治性和自律性，發揮商會在保護、引導好民營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現在商會有依賴性，我接觸多很多商會，在思想上有保守的一面，另外在理論上忽左忽右的情況也是有的。所以要把民主性、自治性、和自律性提高，商會是會員的自律性組織，不僅要會員負責，對會員的行為進行監管，還要對會員的發展引導，所以鼓勵支持引導非公企業健康發展兩個毫不動搖里面的，光黨支持引導是不夠的，要讓每個細胞里面小的組織也做這件事情，這就把前面三個方面的統一和特有的三性結合起來，否則光有三性是不夠的。

　　第三，要把商會自愿組建、自籌經費、自我服務、自主管理，依照章程開展活動與促進會員企業健康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使商會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正常化、長期化。如果商會僅僅成為一個收費的組織，成為一個貴族的俱樂部，是一個炫耀的俱樂部，那這個商會就沒有意義。要一定是自律的，是帶頭為對市場負責，對消費負責，對需求負責，對國家未來負責的一個微型的組織細胞，否則它沒有存在價值。

　　第四，要依據發展實際搞好商會分類改革。這是中央和國務院要求的，商會工作要根據實際特點來做，如果做的不符合實際，就兩張皮了，商會作用將得不到發揮，存在就沒有價值。

　　第五，要在強化和提升商會所具有的“民主”“自治”“自律”功能特性過程中，進一步創新商會組織，充分發展商會引領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功能和作用。當今的世界是一個傳統的發展方式被新的方式代替，傳統的生產要素被新的生產要素所補充。商會也要創新，進行改革，使商會輻射面更加寬，輻射力更強，帶動能力更高，帶動質量更好，這樣中國發展的中間基礎才更好。

　　當前，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問題。經濟下滑壓力增大，2013年開始，從原來的9點多、8點多，降到現在的6點多。如果回憶一下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后我們中國出現過失業率上漲達到8%，那也就是平均每一家都有一個反正是工資基本上拿不到的情況。那個社會是不安寧的，是此起彼伏的，所以這個問題是嚴重的。

　　總理10月份開始開了好幾次座談會，其中有一個是穩增長，“六穩”里面第一條是穩就業，就業的前提是穩增長，5乘140就是900萬，5乘160就是1000多人。每年新增1000多萬，又失業1000多萬是什么概念？所以為了保證穩增長，穩發展，穩就業，我們現在要做幾件事：

　　第一，在思想和理論上，要進一步深化對“兩個毫不動搖”的認識，并按《決定》要求，使其進一步制度化、法制化。動搖國有經濟違法，動搖民營經濟發展也一樣違法，雖然民營經濟里面可以細分，我之前發表過小的言論，民營企業里面有一小部分民營企業家也是報孔里面滴著骯臟血的，也有一些企業家也是見利忘義的，但是不是我們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主流，我們中國這40年的發展就是因為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的崛起導致中國經濟的繁榮，忽略這一點就是無視中國的發展，甚至歪曲中國的發展，甚至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所以總書記說兩個毫不動搖不能變，今天不能變明天也不能變。

　　第二，在生產經營領域，要引導企業始終把發展和經濟效益放在首位，把履行社會責任放在要位，用高質量管理引導和推動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社會責任的第一責任就是、企業要抓好，如果這個沒搞好，跟你借很多錢，你就是在害國害民害社會，那不是社會責任。

　　第三，在收入分配領域，要引導企業在“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上下更大功夫，既要把效率放在前面，又要兼顧公平。一個企業不把效率放在前面，你肯定是錯的，所以衡量一個企業，你有了利潤你投不投，一個企業搞了半天，能不能還上貸款利息，能不能有利潤，能不能交所得稅，如果借錢交，那肯定是有問題的。特別是要把提高一線勞動收入放在突出位置并盡早使其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

　　第四，在市場競爭領域，要引導企業做到守法誠信、公平公正，既追求當前，更注重長遠。